31、虞芮之讼与文王受命
文王自羑里归周，已非昔日之西伯。他手中握着纣王亲赐的斧钺，拥有征伐西方的权柄；他献地请废炮烙，赢得了仁德爱民的声誉。周族的势力，在沉默中愈发壮大，如同一棵根系深植大地的巨木，虽不言不语，其荫蔽已令四方瞩目。然而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：周，究竟仍是商朝的一个西方诸侯，还是已然成为一个新的天命所归的政治中心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并非由周人自己宣告，而是由两位不速之客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揭示于天下。
在商王畿的边缘，有两个毗邻的小诸侯国——虞和芮。它们的国土相接，为了一片田地的归属，争执了多年。这片田地或许肥沃，或许关乎水源，两国的君主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从最初的官吏交涉，到后来的兵戎相见，仇恨的种子早已深种。诉讼的文书曾呈送到商王的朝廷，但在那个是非颠倒、妲己干政的年代，谁又会真正在意两个边陲小国的土地纠纷呢？他们的冤屈，如同投入泥沼的石子，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。
绝望与疲惫笼罩着虞君和芮君。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，两国俱伤，他们都意识到，这场无休止的争斗若再持续下去，只会耗尽国力，最终被戎狄或其他诸侯吞并。就在这山穷水尽之时，其中一位君主（或许是那位更明智些的）提起了一个流传已久的名字：“听闻西伯姬昌，乃是仁人，以善养老、明断是非著称。天下皆言其治下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们何不前往周地，请西伯为我们裁决此讼？”
这个提议，起初遭到了另一位的质疑：“西伯乃商之西伯，我等为商之诸侯，越境求讼，合乎礼法吗？”但现实的困境压倒了一切顾虑。他们已无路可走。最终，两位君主达成共识，决定暂时放下兵戈，带着随从和证明田产归属的图册简牍，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，踏上了西行之路。
他们进入了周国的疆界。
起初，他们并未察觉异常，只是觉得道路格外平整，田野格外齐整。但随着不断深入，一种奇异的氛围开始包围他们。时值春日，农夫们正在田间劳作。虞芮之君看到，相邻田地的农夫，非但没有因为田界争执，反而在相互揖让，将田埂向自己这边挪动，口中还谦逊地说着：“此田当归尔种，尔家劳力多。” 对方则连连推辞：“不可不可，此田近尔家水井，当归尔所有。”
两位君主面面相觑，心中疑窦丛生。是巧合吗？他们继续前行。
来到一条溪流边，道路狭窄。他们的一行车马，与另一队满载货物的商旅迎面相遇。按照常理，必有一方需要后退避让，难免一番口角。然而，那商旅的领头人见到他们仪仗，立刻招呼手下，毫不犹豫地将车队退到宽阔处，恭敬地让他们先行。虞芮之君过意不去，命人前去道谢并询问，那商人笑道：“行路之人，理当谦让。此乃周地习俗，不足为谢。”
越往周国的腹地走，这样的景象越是普遍。在城邑门口，他们看到年轻人恭敬地搀扶白发老人上车；在街市之中，人们交易公平，童叟无欺；甚至当他们偶然经过官署，只见士人遇见大夫，肃立道旁行礼，而大夫则必拱手还礼，态度谦和。
一种无声的、强大的力量，开始冲击着虞芮之君固有的认知。他们来自一个以力相争、以诈相欺的环境，早已习惯了猜忌与争夺。而眼前这个国度，所弥漫的谦让、和睦与诚信，让他们感到既陌生又震撼。他们带来的那些证明田产的图册，此刻握在手中，竟觉得有些烫手。
尚未到达周都丰邑，两位君主不约而同地命令车队停下。他们走下车驾，寻了一处安静的林边空地。
长时间的沉默。终于，虞君长叹一声，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羞愧：“芮君，你看到了吗？”芮君面色赧然，点了点头，声音低沉：“看到了……周人之间，所争的，是如何将利益让与对方；而我们之间，所争的，是如何将对方的土地夺过来。”虞君苦笑着指向四周：“你看这田野、这道路、这市井。周人所践行的，正是我等梦寐以求而不得的‘让’与‘和’。我们所执着争夺的，正是周人所深深鄙夷的‘争’与‘夺’啊！”
芮君接口道，语气中带着绝望的自嘲：“是啊。我等自诩为文明之邦的君主，所作所为，却尽是让周人所不齿的小人行径。我们这样的小人，还有什么脸面，去踏上君子的国度，去玷污西伯那样仁人的厅堂，请他为我们裁决这等卑劣的讼事呢？”
这番话，如同惊雷，震醒了彼此。他们争执多年的所谓“是非”，在周地这片道德的明镜之前，显得如此可笑而又可悲。他们所追求的“公道”，在周人普遍的“谦让”面前，根本无立足之地。
两位君主相对无言，唯有深深的惭愧如同潮水般将他们淹没。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再去面见西伯——那位他们素未谋面，却已用其治下的风气，给了他们最深刻教诲的仁君。
“回去吧。”虞君最终说道，声音疲惫而释然。“回去。”芮君应和。
他们没有继续西行，而是调转车头，沿着来路返回。这一次，行程变得异常沉默。回到两国交界那片争议已久的田地旁，他们再次停下。
虞君指着那片田地，对芮君说：“此田，当归芮国。”芮君却坚决地摇头：“不，虞君，此田理当属虞。”
他们不再是争执，而是在相互推让。最终，这片曾经洒满两国士卒鲜血、凝聚了无数仇恨的土地，竟被双方共同决定，划为“闲田”，不再归属于任何一国，任其荒芜，或由两国边民共同使用，以此作为他们此次西行所受震撼与教诲的永久纪念。这块田地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“闲原”。
虞芮之君让田而归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传遍了诸侯各国。这并非一场战争的胜利，却比任何一场胜仗都更具震撼力。它向天下宣告了一个事实：西伯姬昌的道德感召力，已经超越了武力与权谋，他无需动用刀兵，甚至无需亲自出面，仅凭其治下所展现的文明风貌，就足以化解积年的仇怨，令争讼者自惭形秽。
诸侯们被深深触动了。他们议论纷纷，最终得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：“西伯盖受命之君也！”
“受命”，即承受天命。在商人的观念里，只有商王才是“天命”的唯一拥有者。而此刻，诸侯们将这个词赋予了西伯姬昌。这意味着，在人们的心中，天的眷顾、道德的指针，已经从朝歌那个暴虐的纣王身上，转移到了西方这位仁德的西伯身上。他获得了裁决天下是非的道德权威，成为了事实上的“天下共主”。
太史公在《周本纪》中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转折点的意义，他写道：“诗人道西伯，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。” 后世的诗人与史家都认为，正是在裁决（或者说“无形中裁决”）虞芮之讼的这一年，文王在实质上已经承受天命，称王建制。虽然他表面上可能仍沿用“西伯”的称号，但在诸侯和民心所向中，他已是真正的王。
虞芮之讼，如同一场天意安排的道德测试。文王和他的周国，以无可挑剔的满分通过。这场讼事没有判决书，却成为了周族取代殷商的最有力的合法性宣言。它标志着周族的崛起，不再是单纯武力的扩张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、以德服人的文明力量的胜利。从此，天下归心于周，已是大势所趋，再也无法逆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