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1、营建洛邑与成康之治

周公归政，将一副沉甸甸的江山社稷交还到成王手中。这副担子，虽已因周公的呕心沥血而稳固了许多，但其辽阔的疆域，尤其是那刚刚平定、依旧暗流涌动的东方大地，仍是年轻君主心头最深的忧虑。镐京偏居西陲，犹如巨人盘坐于疆域的一角，手臂虽长，却难以时时触及东方的脉搏。武庚与三监之乱的教训，如同警钟长鸣，提醒着周室的统治者：仅靠西部的丰镐，难以有效驾驭这泱泱天下。

营建一座新都的宏大构想，其实早在武王时期便已萌芽。武王在灭商后，曾夜不能寐，对周公吐露心声，他敏锐地意识到伊水、洛水流域，地处“天下之中”，四方入贡道里均等，是设立新都的理想之地。然而，天不假年，武王的宏愿未及实施便溘然长逝。如今，随着东征的胜利，这个战略构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它不再是蓝图上的线条，而是关乎王朝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。

于是，在成王亲政之初，一项承载着王朝未来命运的巨大工程启动了——营建东都洛邑。

成王首先派遣召公奭先行前往洛水之滨进行勘察。召公不辱使命，他反复卜筮，详细考察了山川地形、水土物产，最终选定了一块吉地。 在得到吉兆后，召公便指挥殷商遗民和周边诸侯的劳力，开始初步的规划和平整土地，划定城郭、宗庙、宫室的位置。

随后，周公亲自来到洛邑，对工程进行全面督导。他再次举行盛大的占卜仪式，祭祀天地山川，最终确认了营建方案。在周公的主持下，工程全面展开。这座新都被称为“成周”，寓意着周道始成，而西部的镐京则被称为“宗周”，意为宗庙根基所在。

营建过程是浩大而艰辛的。来自四面八方的庶民、工匠乃至诸侯属国的役夫，汇聚于洛水之畔。《尚书》中的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详细记录了工程的紧迫与庄重。城墙在夯土声中逐渐隆起，宗庙和宫殿的基址破土而出。最重要的是，周公下令将象征九州王权、从朝歌迁来的九鼎，庄严地安置于洛邑城中。这九鼎，曾是夏禹所铸，传承于商，如今移至成周，其政治意义无与伦比——它宣告了洛邑作为新的天下政治中心的合法地位。

竣工之日，成王亲临洛邑。他巡视这座崭新的都城，只见城郭巍峨，宫室壮丽，布局严谨，处处体现着周礼的秩序与威严。周公对成王说：“此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道里均。” 这句话，道破了营建洛邑的全部战略意图：它地处中原腹地，便于诸侯朝觐，利于物资集散，更能对潜在的东方叛乱势力形成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威慑。洛邑，如同周室插入东方腹地的一柄定鼎天下的宝剑。

随着洛邑的建成，周王朝迎来了其黄金时代——成康之治。

成王在周公、召公、毕公等一批贤臣的辅佐下，谨守文王、武王留下的教诲和周公制定的礼乐法度。他深知守成之难，时刻以殷鉴为戒。他继续推行周公“明德慎罚”的政策，对内休养生息，轻徭薄赋，鼓励农耕。天下百姓在经历了商末的动荡和初周的征伐后，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。

在对外关系上，成王也展现出稳健的手腕。他命令周公和召公再次东征，讨伐追随武庚作乱而未被彻底降服的淮夷和奄国残余势力，进一步巩固了东方边疆。随着周王朝的稳定和强盛，远在东北的息慎部落也派来使者朝贺，成王命荣伯作《贿息慎之命》以嘉奖其诚意，显示了周室声威远播四夷。

成王在位期间，社会秩序井然，刑罚一度搁置不用。史官用“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”来描述这一盛世景象。这意味着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，社会矛盾缓和到几乎无需动用严刑峻法来维持秩序，这是何等难得的太平光景！

成王去世前，因太子钊（即康王）亦已成年，故未再出现如周公般的摄政局面。但他依然放心不下，将康王托付给召公、毕公，命他们率诸侯辅佐太子，并作《顾命》，谆谆告诫康王要节俭寡欲，以诚信治理天下，牢记文王、武王创业的艰辛。

康王姬钊即位后，不负先王厚望。他遍告诸侯，反复宣传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作《康诰》（此篇名与周公告诫康叔的《康诰》同名异文），申明继承先王遗志的决心。他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，命毕公治理成周，划分居里范围，安定殷遗民，作《毕命》。在康王时期，周朝的国力达到鼎盛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故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” 这“四十余年”的安宁，正是从成王中期一直延续到康王时代。在此期间，社会生产得到极大恢复和发展，仓廪充实，文化繁荣，礼乐制度深入人心。诸侯定期朝觐，四夷宾服，周天子的权威如日中天。

成康之治，是周王朝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。营建洛邑，从地理和政治上完成了“天下之中”的布局，为有效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；而遵循礼乐，推行德政，则从文化和制度上赢得了民心，凝聚了天下。这是一个将武力征服转化为文明治理的成功典范，是“以德治国”理念的辉煌实践。它像一段稳定而和谐的乐章，在周初的历史上奏出了最强音，为后世儒家所无限向往，也为所有时代的统治者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太平治世的标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