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、夏启立国——家天下制度的巩固与挑战
大禹的逝世，仿佛抽走了维系“禅让制”传统的最后一根支柱。他生前精心安排的权力过渡计划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。益的避让，并未能如预期般将王位顺利交还给贤者循环的轨道，反而像一块试金石，清晰地测出了天下人心真正的流向：从对个人功绩与贤能的崇拜，转向了对血统与世袭的认可。夏后帝启的登场，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迈入了“家天下”的时代，但这条新路的开端，却充满了刀光剑影与合法性危机。
名正言顺？启即位的舆论与现实
启的即位，表面上看是水到渠成。“禹子启贤，天下属意焉”，太史公的记载点明了两大关键因素：首先，启本人并非庸碌之辈，他具有良好的声誉和才能，这使他具备了被诸侯和民众接受的基本条件，避免了因继承人无能而立刻引发剧烈动荡。其次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“天下属意”。这种“属意”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父大禹的深切怀念与无比敬仰。禹治水、划九州的丰功伟绩，如同一轮巨大的光环，笼罩在启的身上。在大多数人看来，由英雄之子来继承这份基业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甚至是一种对英雄的告慰与延续。
相比之下，益的处境极为尴尬。他虽贤能，但“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”。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属于自己的、足以服众的功勋和威望网络。在诸侯和部落首领的眼中，他更像是一位临时托管者，而非真正的天命所归。因此，当益仿效古礼避居箕山之阳时，响应者寥寥。诸侯们毫不犹豫地“皆去益而朝启”，那句“吾君帝禹之子也”的宣言，彻底撕下了禅让制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将权力传承的血缘逻辑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。
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逻辑。古老的部落联盟传统和“选贤与能”的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一场挑战新秩序的风暴，正在东方积聚。
甘誓师：为“家天下”而战
挑战来自一个名为有扈氏的东方部落（地点大约在今河南原武一带）。对于启凭借血缘关系继承天下共主之位，有扈氏公开表示了“不服”。这种“不服”，并非简单的军事挑衅，而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。有扈氏很可能坚持认为，最高权力的归属应由各部族共同认可，或依据贤能标准来推举，而不能由一家一姓世袭。
面对这首次严峻挑战，启的反应迅速而果断。他深知，如果此时退让或失败，新生的夏王朝和世袭制度将顷刻瓦解。他必须一战，而且必须胜利。他亲自率领王朝军队，前往征讨有扈氏，双方在名为“甘”（地点有争议，一说在今河南洛阳西南，一说在陕西户县）的地方展开决战。
在决战之前，启举行了一场极其重要的誓师仪式，这就是被记载于《尚书》中的《甘誓》。这篇誓词，与其说是战前动员，不如说是一篇宣告新政权合法性、确立新政治规则的檄文。
启首先召集了统率军队的“六卿”（六军之主将），庄严宣告：“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汝：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”
这段话的指控极具深意：
- “威侮五行”：指责有扈氏轻慢、冒犯了“五行”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所代表的宇宙自然秩序和运行法则。这意味着有扈氏的行为是逆天而行。
- “怠弃三正”：指责有扈氏怠慢、废弃了“三正”。关于“三正”，有不同解释，或指天、地、人之正道，或指忠于新王朝的官员。总之，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。
启将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义为“恭行天之罚”——是奉行上天的意志，惩罚有扈氏这种违背天道、不遵正道的罪行。这就巧妙地将一场维护世袭权力的战争，拔高到了替天行道、维护宇宙和社会秩序的高度，从而赋予了自身行动的神圣合法性。
紧接着，启颁布了极其严厉的战场纪律：所有战车左边的战士（负责远射），如果不全力攻击，就是你们不奉行命令！战车右边的战士（负责格斗），如果不全力攻击，就是你们不奉行命令！驾御战车的战士，如果不能胜任御车任务，也是你们不奉行命令！努力执行命令的，将在祖庙（象征血缘传承）前给予奖赏；不努力执行命令的，将在社坛（象征国家政权）前处死，不仅本人处死，连你们的妻儿也要罚为奴隶！
这道命令，其严酷程度前所未有。它清晰地表明，启所建立的，是一个高度集权、纪律森严的国家机器，它要求绝对的服从。个人的生死荣辱，乃至家族的命运，都必须与这个新生的王朝绑定在一起。
甘之战的意义
甘之战的结果，是启大获全胜，有扈氏被灭。这场胜利的意义极为深远：
- 武力奠基：它用血腥的武力，强行压服了公开反对世袭制的势力，为夏王朝的建立扫清了最大的障碍。
- 意识形态确立：通过《甘誓》，启成功地将“家天下”的世袭原则与“天命”、“天道”联系起来，为其披上了合法外衣。此后，王权天授、父死子继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。
- 权力集中：严酷的军纪展现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集中性，标志着国家形态从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，向权力更加集中的早期王朝的转变。
天下朝贺与王朝的稳固
甘之战后，“天下咸朝”。再也没有强大的部族敢公开挑战启的权威和世袭制度。夏王朝的统治得以初步巩固。启在位期间，可能还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，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。
然而，世袭制的确立，也埋下了隐患。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传承，必然伴随着围绕继承权而产生的激烈斗争。启去世后，其子太康继位，很快就因沉溺游乐、疏于政事而导致了内乱外患，一度失去了政权，史称“太康失国”。这表明，世袭制在保证权力平稳过渡的同时，却无法保证继承人的质量，其稳定性远不如理想化的“禅让制”。
尾声：历史的车轮
启的故事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。他继承其父大禹的物理疆土和政治遗产，却彻底改变了权力传承的规则。从“天下为公”到“天下为家”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夏启立国，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开始，更是一种延续了数千年政治制度的奠基。其间的矛盾、斗争与抉择，至今仍引人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