舜禹禅让——公天下与家天下的历史转折

九州安定，治国方略也已奠定，天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然而，岁月的流逝无人能挡，帝舜渐渐年迈，选择一位能够继承这偌大基业的接班人，成为了王朝最核心的议题。这段时期，发生了一系列微妙而关键的事件，最终导致了“禅让制”的终结和“家天下”世袭王朝的开启，这是中国上古历史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。

舜荐禹于天：默许的传承

由于大禹治水安民的不世之功，他的威望在天下诸侯和百姓心中达到了顶峰。帝舜是一位明君，他清楚地看到了民心所向，也认可禹的品德与能力。于是，他采取了一个重要的仪式性步骤——“荐禹于天”。这并不是直接让位，而是向上天祷告，将禹作为继承人选推荐给上天，类似于一种公示和祈福，表明禹是得到上天认可的未来君主。

此后的十七年，禹在舜的指导下，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核心事务的管理中，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。这十七年，可以看作是舜对禹的最后考验与扶植，也是权力平稳过渡的准备期。

十七年后，帝舜在南方巡狩时，崩逝于苍梧之野。消息传来，举国哀悼。禹和天下臣民一样，为舜帝守丧三年。这三年，是国家权力真空的时期，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猜测。

丧期结束后，一个极其敏感的时刻到来了：谁该继承帝位？按照古老的“禅让”传统，前任君主去世后，被推荐的继承人往往要表现出谦逊和避让，尤其是当先君有子嗣的情况下。这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礼仪，旨在表明继承者并非贪图权位，而是出于公心，顺应天命民心。

禹严格地遵循了这一传统。尽管他已是众望所归，尽管舜帝生前已“荐禹于天”，但他仍然选择避开舜的儿子商均。他将帝位让给商均，自己则离开了都城，避居到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一带）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政治姿态，它在考验天下人的真实意愿。

然而，时代已经悄然改变。与当年舜避让尧的儿子丹朱时，“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”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重演。“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”。各地的诸侯、部落首领们，没有人去朝拜居住在都城的商均，而是不约而同地、浩浩荡荡地前往阳城，朝见大禹。

这一行动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天下的民心所向。民众的选择是朴实而直接的：禹带领他们战胜了洪水，给了他们安宁的生活，他们信任禹、拥戴禹。而商均，尽管是舜的儿子，却并未建立足以服众的功业。权力并非仅仅来源于血缘，更来源于功绩与威望。这股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无法阻挡的民意，最终决定了帝位的归属。

看到诸侯们纷纷前来朝拜，禹明白，天命民心已然明朗。于是，他不再推辞，正式即天子之位，接受天下诸侯的朝觐，定国号为“夏后”，姓“姒”氏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——夏朝，在这一刻，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序幕。

禹即位后，展现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风范。他并没有安享其成，而是立刻着手安排王朝的未来。他首先向上天和群臣推荐皋陶作为继承人，并将政务委托给他。这一举动，表明禹至少在形式上，仍在努力维持“禅让”的传统，希望将帝位传给最有贤能的人，而非自己的儿子。

然而，天不假年，皋陶在受命后不久便去世了。这无疑打乱了禹的部署。禹悲痛之余，封皋陶的后代于英、六、许等地，以示尊崇。随后，他选拔了皋陶的儿子益来继承父职，参与执政。选择益，或许是因为他继承了其父的贤名，禹希望他能成长起来，承担大任。这个安排，可以看作是禹在“传贤”与“传子”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尝试。

禹在位十年后，到东方巡视，在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一带）去世。临终前，他遵循了当年的传统，把天下交给了那位他精心培养的辅政者——益。

三年的丧期结束，决定性的时刻再次降临。益会如何选择？他严格效仿了当年禹的做法：“让帝禹之子启，而辟居箕山之阳。”益把帝位让给禹的儿子启，自己则避居到箕山的南边。他试图用行动表明，自己无心帝位，权力应该按照“禅让”的规则，传给贤能的启（在当时，启也确实以贤德著称），或者至少，他不想背负篡夺的名声。

然而，这一次，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司马迁用简练而传神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幕：“禹子启贤，天下属意焉。及禹崩，虽授益，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。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，曰：‘吾君帝禹之子也。’”

这几句话揭示了历史转折的深层原因：

启的贤能：禹的儿子启本身具有贤德的名声，这使他具备了被接受的资格。
禹的崇高威望：天下人感念禹的莫大功绩，这种感恩之情很自然地转移到了他的儿子启身上。
最关键的因素：益的根基浅薄：益辅助禹的时间太短（“佐禹日浅”），未能像禹那样建立起广泛而深厚的人脉与威望。与治水十三年、足迹遍九州的禹相比，益的功绩和影响力远远不够。

因此，诸侯们做出了与当年朝禹而非朝商均一样的选择：“皆去益而朝启”。他们离开益，去朝拜启，并且说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：“这是我们君王帝禹的儿子啊！”。这句话，标志着“血缘世袭”的观念已经开始压倒“功绩禅让”的传统。人们认为，伟大的禹的功业，由他的儿子来继承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
于是，“启遂即天子之位，是为夏后帝启。”

启的即位，并非一场简单的和平过渡。它遭到了维护传统部落联盟制度的势力反对，最典型的就是“有扈氏不服”。启于是发动了战争，大战于甘。战前，启作《甘誓》，严厉指责有扈氏“轻慢天道，不重正统“，宣称是“恭行天之罚”。他建立了严格的军事纪律，最终灭掉了有扈氏，巩固了政权。

这场胜利，不仅镇压了反抗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用武力捍卫了世袭制的合法性。从此，“父死子继”或“兄终弟及”的家天下制度取代了“选贤与能”的禅让制，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权力传承的基本模式。

大禹的一生，以治水之功拯救了天下，以划定九州奠定了疆域，最终，他的个人威望和家族传承，又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。他站在了“公天下”与“家天下”的历史分水岭上，其身后事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