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9、共和行政
厉王奔彘的烟尘尚未落定，镐京已陷入前所未有的权力深渊。王宫空空如也，御座蒙尘，象征天下共主的周天子，如今成了蜷缩在晋地彘邑的一个流亡者，声名狼藉，归期渺茫。而按照宗法制度唯一的合法继承人——太子静，在国人暴动的狂潮中，据信已被杀于召公府前。王权，这根维系天下秩序的擎天巨柱，仿佛一夜之间轰然断裂。一时之间，“中国”（指王畿之地）无主，群龙无首，惶恐与混乱如同瘟疫般在贵族与庶民中蔓延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真空期。四方诸侯屏息观望，内部势力暗流涌动。任何一丝错误的举动，都可能引发全面的崩溃与割据。就在这王朝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，两位人物挺身而出，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感，撑起了即将倾覆的天空。他们便是召公虎与周公（此处当为周公旦后裔，世袭周公爵位）。
面对如此危局，召公与周公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共识。他们深知，立即另立新君是行不通的。厉王虽失德奔逃，但并未正式被废黜，其生死不明；而若从王室旁支中仓促择立，不仅名不正言不顺，更可能引发更大的宗室纷争。同时，太子“已死”的讯息已广为人知，若其尚存的消息泄露，恐将再次激起国人的愤怒。
唯一的出路，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安排。召公与周公，作为周朝开国以来最显赫、最富威望的两大辅政家族的后裔，决定共同代行王政，暂摄国事。他们没有觊觎王位，而是确立了一种集体领导的临时体制。因其核心人物为召公与周公，且行事力求“和合共济”，史家称之为“共和行政”。（关于“共和”的另一说为共伯和摄政，但《史记》采信召、周公共和之论。）
“共和”的序幕，在镐京的废墟与悲怆中拉开。首要之务，是稳定秩序，收拾残局。召、周二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：
- 安抚国人，平息余波： 他们出面与国人代表交涉，承认厉王过咎，承诺废除“专利”等苛政，缓和了紧张的对抗情绪，使都城逐渐从暴动的无序中恢复过来。
- 维持政府运转： 他们以共同名义发布政令，命令各级官吏各司其职，确保国家机器，尤其是关乎民生的赋税、刑狱、防卫等系统，不致瘫痪。
- 通告诸侯，安定四方： 他们很可能向主要诸侯国通报了情况，以“天降灾戾，王暂避于彘，国事由我二人暂摄”之类的委婉说辞，力求稳住外部局面，防止诸侯趁机作乱或断绝朝贡。
然而，“共和行政”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。核心的矛盾在于：这毕竟是一个没有君主的政权，其合法性能维持多久？ 召、周二公虽德高望重，但他们终究是“臣”。在宗法礼制根深蒂固的周代，这种“无君”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反常。朝堂之上，暗中的非议与质疑从未停止；诸侯国内，观望与离心倾向也在潜滋暗长。
史书对这十四年的记载极其简略，仅“共和行政”四字而已。但这沉默的十四年，绝非太平无事的十四年。可以想见，召公与周公必然是在如履薄冰的谨慎中度过的。他们需要平衡各方势力，处理日常繁杂的政务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，更要时刻提防任何可能挑战这一临时体制的势力。
他们的执政风格，必然强调“和”与“共”。重大决策需经二人协商，或许还征询其他重要卿大夫的意见，带有早期贵族共和的色彩。他们恪守臣道，一切政令皆以“王畿”或他们联合的名义发出，绝不僭越称王，这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政治阻力，也为他们赢得了“忠于王室”的历史评价。
与此同时，一个巨大的秘密，被牢牢封锁在召公府的深院之内——太子静，并没有死。召公以亲生骨肉为代价换来的这个王室血脉，正在他的庇护下，隐姓埋名，悄然成长。召公深知，这个孩子才是周室未来的唯一希望，是“共和”之后王朝能否顺利延续的关键。他一方面严厉约束知情人，确保消息绝不外泄；另一方面，他亲自或延请贤士教导太子静，使其学习典籍、礼法、治国之道，为将来亲政做准备。这十四年，对太子静而言，是一段充满阴影却又至关重要的储君生涯。
时光荏苒，“共和行政”进入了第十四个年头。流亡在彘的厉王，在屈辱与疾病中死去了。他的死，消除了一个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——不会再有一个失德的君主回来了。消息传回镐京，召公与周公知道，时机终于成熟了。
他们立刻行动起来。首先，他们需要向天下公布太子静依然在世的消息。这无疑会引起巨大的震动，甚至可能重新引发部分国人的不安。但此时厉王已死，当年的怨愤随着时间已有所平息，而召、周二公十四年来建立的权威和稳定的治理，也使他们有能力控制局面。
他们召集了朝中所有重要的卿大夫、贵族，以及可能还有来自主要诸侯国的代表。在庄重的仪式上，召公与周公共同宣布：昔年为保王室血脉，不得已使太子隐迹藏形，如今厉王驾崩，国不可久无君，太子静已长大成人，德才兼备，当继承大统！
当已经成长为青年的姬静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可想而知引起的轰动。在召、周二公的鼎力支持和一番政治运作下，尘埃落定。诸侯与群臣共同拥立姬静为王，这便是周宣王。
“共和行政”的时代，随着周宣王的即位，正式宣告结束。这十四年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。它并非革命，而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危机管理。召公与周公，以其对王朝的忠诚和卓越的政治智慧，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集体摄政模式，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与崩溃，为周室保留了复兴的火种。
然而，“共和”也深刻地暴露了周王权的衰落。天子权威已然扫地，需要靠权臣的联合支撑才能维持国家不坠。这十四年，如同在王权神坛上劈开的一道裂痕，即便后来宣王中兴也未能完全弥合。“共和”一词，本身并不包含后世“共和制”的民主含义，但它作为一种在非常时期由贵族共同执政的实践，以其独特的“无君”状态，永远留在了史册中，成为西周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醒目界碑。它结束于宣王的登基，但王权崩塌的漫长过程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