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4、平王东迁与周室衰微
骊山脚下的烽烟散尽，周幽王和伯服的尸体已然冰冷，褒姒被掳，下落不明。犬戎在洗劫了富庶的镐京后，虽然被赶来的诸侯联军暂时击退，但他们就像尝到了血腥味的狼群，徘徊在关中平原周围，不肯远离。曾经的天下中心、宗周故地，如今残垣断壁，焦土千里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衰败的气息。
太子宜臼，在外公申侯以及卫、晋、郑、秦等诸侯的拥立下，登基成为周平王。他继承的，是一个风雨飘摇、满目疮痍的烂摊子。坐在残破的王宫里，平王和拥护他的诸侯们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：是留在镐京，重建宗周？还是另寻他处，以求生存？
抉择：为何必须东迁？
留在镐京，看似是坚守祖宗基业，实则危机四伏：
- 犬戎的致命威胁： 这是最直接、最紧迫的原因。镐京离西戎、犬戎的势力范围太近了。经过这次入侵，周王室的直属军事力量（“六师”）几乎损失殆尽，防御能力降到了最低点。这次能赶走犬戎，全靠诸侯联军。下一次呢？诸侯不可能永远驻守在这里。都城随时可能再次被攻击，王室的安全毫无保障。
- 镐京的严重破坏： 都城已被战火摧毁，宫殿、宗庙、府库都被焚掠一空。要重建这一切，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，而以王室当时残存的力量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- 象征意义的丧失： 镐京（宗周）作为西周的统治中心，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。但如今，这里见证了幽王的昏庸、烽火戏诸侯的荒唐、以及天子被弑的奇耻大辱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似乎都在诉说着王室的失败和堕落，继续留在这里，心理上的阴影难以驱散。
相比之下，东方的洛邑（又称成周，今河南洛阳）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：
- 地理位置安全： 洛邑地处中原腹地，西有崤山、函谷关等天然屏障，远离西戎的直接威胁，安全系数大大提高。
- 天下之中： 洛邑号称“天下之中”，四方诸侯前来朝贡路程相对平均，便于联系和控制东方广大的诸侯国。
- 现成的基础： 洛邑是西周初年周公营建的东都，本身就有一套宫室和行政体系的基础，不需要从零开始建设。
- 经济富庶： 中原地区开发较早，经济富庶，能够支撑王室的用度。
于是，在即位的同年（公元前770年），周平王做出了那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：放弃镐京，将都城东迁至洛邑。
迁徙：狼狈的旅途与新时代的开启
这是一次悲壮而又略显狼狈的迁徙。可以想象，队伍中包括惊魂未定的平王和他的家人、劫后余生的王室成员、以及忠于王室的官员和他们的家眷。他们携带者所能抢救出来的少量典籍和礼器，在诸侯军队（主要是晋、郑、秦等国）的护卫下，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宗周故土，向东行进。
当他们回头望向那片渐渐远去的、弥漫着烽烟的渭水平原时，心中想必充满了无尽的凄凉。一个时代，就在这车轮的辘辘声中，正式落幕了。
历史上，将平王东迁之前的周朝称为“西周”，东迁之后的周朝称为“东周”。东周又分为“春秋”和“战国”两个时期。平王东迁，就是这两个时代的分水岭。
衰微：王权是如何一步步坠落的？
都城虽然迁了，但周王室的灾难才刚刚开始。东迁之后，周天子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名存实亡，迅速跌入了衰微的深渊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1. 龙困浅滩：失去根据地，经济仰人鼻息西周时期，周天子直接统治着以镐京为中心的“王畿”千里之地，这片土地肥沃，人口众多，是周王室强大武力和雄厚财力的根本保证。东迁之后，关中故地大片丧失，被秦国等诸侯逐渐占据蚕食。周平王能直接控制的，只剩下洛邑周围不大的一片区域，被称为“伊洛之地”，实力甚至不如一个中等诸侯国。没有了广阔的土地和人口，王室的经济来源锐减，连维持基本的排场和官员俸禄都常常捉襟见肘，不得不时常向周边诸侯“化缘”（求赙、求金）。经济上的依附，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矮化。
2. 礼崩乐坏：诸侯不再把天子当回事在西周鼎盛时期，诸侯要定期朝见天子（朝觐），汇报工作，进贡方物（述职纳贡）。军队要听从天子的调遣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）。东迁之后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式。
- 郑庄公的挑衅： 平王的孙子桓王在位时，郑庄公不仅不来朝见，还擅自与鲁国交换许田（周天子祭祀泰山的专用土地）。桓王率军讨伐，竟被郑国军队射伤肩膀！天子率军讨伐臣下反被臣下所伤，这在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奇耻大辱。
- 楚庄王问鼎： 到了春秋中期，楚庄王北伐，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，竟然派人“问九鼎之轻重”。九鼎是象征天子王权的传国重器，问鼎轻重，无异于公开觊觎天子之位。虽然被周大夫王孙满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顶了回去，但周王室的虚弱已暴露无遗。
3. 自降身份：周天子威信扫地周王室不仅被外部诸侯欺负，内部也混乱不堪。平王本人是靠着申侯弑君（尽管幽王该死）才上位的，本身得位就不够“正”，腰杆子硬不起来。后来的周襄王，更是因为王位继承问题，被自己的弟弟叔带勾结狄人赶出了都城，流亡在外，最后是靠晋文公出兵才得以复位。天子需要诸侯来帮助平定内乱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
4. 诸侯争霸：从“尊王”到“挟天子”既然天子不行了，有实力的诸侯就开始蠢蠢欲动。他们打出了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，但真正的目的是自己当霸主（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）。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等春秋五霸相继登场，他们召集诸侯会盟，发动战争，裁决国际纠纷，实际上取代了周天子的政治和军事权威。周天子则沦为一个盖章的工具和象征性的符号，需要看这些霸主的脸色行事。比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，召周襄王到河阳参加会盟，天子竟然不得不屈尊前往，史官为了遮丑，只好记载为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（天子到河阳巡狩）。
尾声：名存实亡的共主平王东迁，本是为了躲避戎狄、延续国祚的求生之举。然而，这一迁，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离开了滋养他的土壤，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却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元气。周王室从此失去了翻身的资本，一步步沦为一个政治摆设。
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，进而发展到“自大夫出”，甚至“陪臣执国命”。旧的秩序彻底崩塌，一个弱肉强食、纷争不断的新时代——春秋战国，拉开了血腥而精彩的大幕。周天子，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称号，在接下来的五百多年里，更像是一个古老而褪色的梦，在诸侯争霸的硝烟中，苟延残喘，直至最终被秦国的铁骑彻底吞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