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、甫刑的制定
穆王西征犬戎，以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，换来了“荒服者不至”的苦果。周王室那曾如磁石般吸引四方来朝的天命光辉，似乎正随着西坠的日头，一点点黯淡下去。穆王晚年，面对的是一个权威日益受到挑战的天下。诸侯之间，不再像成康时期那样和睦恭顺，利益的摩擦、疆界的争执、乃至私下的兵戎相见，已非鲜见。旧有的秩序如同年久失修的堤坝，开始出现细微却致命的渗漏。中央的威权，在一次次不经意的损耗中，正悄然流失。
正是在这种“诸侯有不睦者”的背景下，一位名叫甫侯（一说即穆王的司寇吕侯）的重臣，将这一严峻的形势禀报给了周穆王。他忧心忡忡地指出，单纯依靠德教与旧有的习惯法，已难以有效遏制日益增长的纷争与犯罪，必须建立一套更为明确、系统、且具有绝对权威的刑律体系，以震慑不轨，整肃纲纪。
穆王虽在对外征伐上刚愎自用，但面对内部统治根基的松动，他并非毫无警觉。他深知，法律是维系秩序的最后一道，也是最有力的一道防线。于是，他采纳了甫侯的建议，决定制定一部详尽的刑法。一场关乎周王朝统治根基的法律改革，在穆王的主持和甫侯的具体操办下，拉开了序幕。
穆王将诸侯与执法的官员们召集到殿前，他的开场白并非严厉的训斥，而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忧虑与期许：“喂！到我跟前来，你们这些拥有国土和民众的诸侯们！我要告诉你们如何运用完善的刑罚。如今你们要安抚百姓，选择的难道不应该是贤人吗？敬重的难道不应该是刑法本身吗？掌握的难道不应该是量刑的尺度吗？”
这一连串的发问，定下了此次立法的基调：慎刑。他并非要推行严刑峻法，而是要建立一套公正、明晰、有章可循的司法体系。
接着，穆王与甫侯系统地阐述了这套被称为“甫刑”（或称“吕刑”）的法律体系，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层次分明、程序严谨的定罪量刑流程。
首先，是“五辞”听讼，明察秋毫。审判的核心在于查明真相。穆王规定，当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到庭后，法官（士师）必须从五个方面细致观察涉案人员，即“五辞”：
- 辞听：观察其陈述是否合理，有无矛盾。
- 色听：观察其面部表情是否自然，有无慌乱。
- 气听：观察其呼吸节奏是否平稳，有无急促。
- 耳听：观察其聆听指控时的反应，是否专注或闪烁。
- 目听：观察其眼神是否坦然，有无游离躲闪。通过这五种观察方法，力求洞察其内心，摸清案情原委。这体现了古代司法中对“人情”、“心理”的深刻洞察，追求的是实质正义。
其次，是“五刑”、“五罚”、“五过”的三级定罪体系。这是“甫刑”最核心、也最具创新性的部分。它根据罪行轻重，设置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处罚等级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：
- 五刑：指墨（刺面）、劓（割鼻）、膑（剔膝盖骨或斩足）、宫（毁坏生殖器）、大辟（死刑）五种肉刑及死刑。适用于证据确凿、罪大恶极者。
- 五罚：当犯罪事实够不上“五刑”的标准，或者案情有疑点时，则用“五罚”来定罪，即处以不同数额的罚金（铜）来替代肉刑。这是一种“赎刑”制度。
- 五过：当犯罪事实连“五罚”的标准都够不上，但涉案者又确实有过失，或者被判罚而不服时，则用“五过”来定罪。这主要针对官员的渎职、徇私等行为。穆王特别强调，以“五过”定罪必须防止“惟官、惟反、惟内、惟货、惟来”五种弊病（即畏权势、报恩怨、走内线、受贿赂、请托人），务必查清其罪，使罪名与过失相当，否则法官将与犯人同罪。
这套体系，尤其是“五罚”的设立，体现了从“刑”到“罚”的进步思想，给了许多非极端罪犯以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也使得司法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。
再次，是“疑罪从赎”与“众证定罪”的司法原则。穆王明确规定：“五刑之疑有赦，五罚之疑有赦，其审克之！” 凡是按“五刑”治罪而有疑问的，可以赦免，降为“五罚”；按“五罚”治罪而有疑问的，也可以赦免，予以宽大处理。但必须仔细查证。如何查证？“简孚有众，惟貌有稽。无简不听，具严天威。” 取证要依靠众人（即听取多方证词），审讯要依据事实（“貌”指实际情况）。没有确凿证据，不能定罪。因为必须敬畏上天的威严。这已经蕴含了“疑罪从无”或至少是“疑罪从轻”的司法精神，以及对证据的重视，是古代法制思想的一大飞跃。
最后，是详尽而严厉的罚金制度。“甫刑”对“五罚”的金额做出了极其细致的规定：
- 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锾：应处墨刑而有疑问可赦免的，罚金一百锾（一锾为六两或说二十两铜）。
- 劓辟疑赦，其罚惟倍：应处劓刑而疑赦者，罚金二百锾。
- 膑辟疑赦，其罚倍差：应处膑刑而疑赦者，罚金五百锾。
- 宫辟疑赦，其罚六百锾：应处宫刑而疑赦者，罚金六百锾。
- 大辟疑赦，其罚千锾：应处死刑而疑赦者，罚金一千锾。
史载“墨罚之属千，劓罚之属千，膑罚之属五百，宫罚之属三百，大辟之罚其属二百。五刑之属三千。” 这意味着，针对各种罪行，详细规定了三千条适用“五刑”及相应“五罚”的条文，其体系之庞大，规定之细密，前所未有。
《甫刑》的颁布，是周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它将分散、模糊的习惯法进行整理、编纂和系统化，使之成为一部成文的法律典籍。它强调“慎刑”与“中罚”（量刑适中），试图在维护统治秩序与防止滥刑之间找到平衡。其“疑罪从赦”、“众证定罪”的原则，更是闪耀着古老的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。
然而，这部法典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它本质上仍是维护贵族统治的工具，“刑不上大夫”的观念依然存在，对“五过”的防范正说明了官吏特权阶层违法行为的普遍。而那高额的罚金，也使得“赎刑”实际上成为贵族和富人的特权，所谓“千金之子不死于市”，法律的平等性无从谈起。
《甫刑》的制定，是周王室在“王道”衰微之际，试图通过强化法律工具来弥补道德感召力下降的一次努力。它像一剂强心针，或许在短期内稳定了秩序，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王朝颓势。它标志着周朝的统治策略，正从理想的“德治”，逐步转向更依赖“刑治”的现实主义路径。这部浩瀚的法典，连同它那三千条的详细规定，一起被载入史册，既展现了古代中国法制文明的早熟与辉煌，也透露出一个王朝在鼎盛之后，面对内部危机时的挣扎与无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