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、太伯与虞仲让贤奔吴

岐山脚下的周原，在古公亶父的治理下，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。城郭宫室拔地而起，阡陌纵横，稼穑繁茂，昔日追随而来的豳地民众与四方归附之民，在此安居乐业，对古公的仁德称颂不已。然而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，古公亶父的内心深处，却藏着一个既甜蜜又沉重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关乎周族的未来，也考验着他家族的血脉亲情。

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：长子太伯，次子虞仲（又名仲雍），和小儿子季历。太伯与虞仲早已成年，他们继承了父亲敦厚勇武的品格，在族人中颇有威望，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选。尤其是太伯，作为嫡长子，按照当时的传统，继承君位是天经地义之事。他性格沉稳宽厚，有长者之风，族人无不敬服。

然而，命运的涟漪却从小弟季历的婚事开始荡漾。季历娶了一位来自殷商畿内望族的女子，名叫太任。太任以其端壹诚庄的德行闻名，她怀孕之后，“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”，以极其庄重严谨的态度进行胎教。她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“昌”。

姬昌的降生，伴随着诸多异于常人的征兆。据传说，有赤雀衔着丹书飞入周原，被视为天命的符瑞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这婴儿面相非凡，目光如电，四乳丰隆。古公亶父抱着这个孙子，端详良久，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激动与狂喜。他仿佛从这个婴孩的身上，看到了周族前所未有的辉煌未来。

一日，他抱着姬昌，忍不住对身边的近臣，或许也是对苍天，发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感叹：“我世当有兴者，其在昌乎？”（我们家族后世当有振兴大业的人，恐怕就是这个昌吧？）

这句话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祖父对孙子的喜爱，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，对未来继承人的明确期许。然而，按照宗法制度，君位应由太伯传给其子，而非由季历再传其子姬昌。古公这句话，虽未明言，但其心意已昭然若揭：他希望君位能最终落到孙子姬昌的身上。

这微妙而沉重的信息，首先被心思敏锐的太伯和虞仲捕捉到了。兄弟二人私下里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。

“仲雍，”太伯的声音低沉而平静，听不出一丝波澜，“父亲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虞仲点了点头，眼神复杂：“听到了。父亲属意于昌，而昌是季历的儿子。”

一阵沉默。他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如果按照正常传承，太伯继位，那么周族的未来，将由太伯的子孙延续，姬昌最多只能成为一位贤能的臣子。但父亲古公的愿景，显然是要绕过他们这一代，或者至少是他们兄弟的子孙，将振兴周族的重任，直接交到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姬昌肩上。

“父亲有兴周之志，”太伯望着远方岐山上缭绕的云雾，缓缓说道，“他看到了我们未能看到的未来。昌，或许就是那个能带领周族走向极致繁荣的人。我们作为儿子，岂能因为一己的权位，而阻碍父亲的大计，断绝周族的天命呢？”

虞仲看着兄长，眼中充满了敬重。他深知，放弃近在眼前的君位，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和无私的胸怀。“兄长之意是？”

太伯转过身，目光坚定：“父亲年事已高，他心中既有此念，必然日夜思虑，难以安寝。若我们兄弟二人占据着继承之位，便是父亲实现心愿的最大障碍。他仁爱我们，绝不会主动提出废长立幼，这会使他陷入不义之地，也会让季历和昌儿处境艰难，甚至引发族内的分裂。”

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唯有我们离开，才能成全父亲的心愿，才能保全家族的和谐，才能让昌儿顺利承接天命。”

“离开？”虞仲虽然已有预感，但听到这个词，心头还是一震。离开意味着放弃这里的一切：尊贵的地位、熟悉的土地、拥戴的族人，以及年迈的父亲。

“是的，离开。”太伯的语气不容置疑，“远远地离开，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找不到，也无法让我们再回来的地方。如此，父亲才能顺理成章地立季历为嗣，将来传位于昌。”

这个决定是如此决绝，充满了自我牺牲的悲壮色彩。虞仲看着兄长那坚毅而澄澈的眼神，心中所有的犹豫和私念都烟消云散。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弟愿追随兄长，同去同归！”

计划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。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他们的父亲和弟弟季历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消息走漏，古公亶父出于父爱和道义，必定会坚决阻止，而他们的让贤之举，也可能被误解为对父亲的不满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

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分，太伯和虞仲只带着少数几个绝对忠心的随从，悄然离开了周原。他们没有向南去相对文明的中原，而是向着当时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的东南方向，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跋涉。

他们一路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穿越了无数未知的部落和险阻的地形。最终，他们来到了长江下游的荆蛮之地（今江苏南部一带）。这里气候湿热，文化迥异，当地的土著“断发文身”，即剪短头发，在身上刺画花纹，以适应水乡生活和躲避蛟龙之害，这与周人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观念截然不同。

为了彻底表明决心，断绝与周族继承制度的任何联系，也为了融入当地，生存下去，太伯和虞仲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：他们“文身断发”。

当他们亲手剪去代表周人贵族身份的长发，当冰冷的针刺破皮肤，留下永久的蛮族纹样时，他们便以一种最决绝的方式，向北方故土宣告：太伯和虞仲，已经自绝于周族的宗法体系之外，他们不再是古公亶父的继承人，甚至不再是“文明”的周人。他们已成为蛮夷，再也没有资格，也没有可能回去继承君位了。

这个消息，最终通过各种途径，传回了周原。

可以想见，古公亶父得知此事后，内心是何等的翻江倒海！他既有对两个儿子远走他乡、自残身体的巨大心痛，更有对他们如此深刻理解自己心意、并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无尽愧疚与感激。他明白，这是儿子们能给他的、最彻底、最无私的成全。

季历同样悲痛万分。他从未觊觎过君位，兄长的离去，让他背负了巨大的情感债务。他跪在父亲面前，泣不成声。而尚在幼年的姬昌，或许还不明白，他的命运，已经被两位伯父用如此惨烈的方式，彻底改写。

太伯和虞仲的离开，扫清了所有的政治障碍。古公亶父去世后，季历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君位，即“公季”。他秉承父亲的遗志，笃行仁义，诸侯归心，进一步壮大了周族。公季之后，其子姬昌即位，便是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周文王。

而在遥远的荆蛮之地，太伯与虞仲的故事，则开启了另一段传奇。他们的“断发文身”非但没有被当地土著排斥，反而因为他们带来的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（尤其是农耕和水利），以及他们自身所展现的德行与才能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衷心拥戴。成千上万的荆蛮之人纷纷归附他们，自愿拥立太伯为首领，尊称他为“吴太伯”。他们在太湖流域建立了政权，这便是后来春秋时期强大的吴国的前身。

太伯去世后，因为没有子嗣，便由弟弟虞仲（仲雍）继位。仲雍之后，其子孙世代相传，统治着吴地。直到周武王灭商后，寻找太伯、仲雍的后代，找到了周章。此时周章已经是吴地的君长，武王便正式册封他为诸侯，吴国由此纳入了周朝的诸侯国体系。

太伯与虞仲的让贤奔吴，是一次惊天动地的自我放逐。它并非源于权力斗争中的失败，而是源于对父亲心愿的深刻体察，对家族命运的至高负责，以及对潜在政治危机的主动消弭。他们用牺牲小我的“至德”，成全了周族王业的“大道”。他三次以天下相让（暗示其让位不止一次，包括离开和断发文身等决绝行为），其德行高尚到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称赞他。这一让，不仅让出了一个强盛的周王朝，也让出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吴国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兄弟友悌、谦恭让贤的千古楷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