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迁寻发展，定都渭水畔

秦文公四年（公元前762年），一支七百人的队伍从西垂故地（今甘肃礼县一带）悄然出发，向东行进。这不是普通的狩猎，而是一次决定秦国命运的武装侦察。为首者，正是新即位的秦文公。他站立在战车上，目光越过陇山，投向那片被戎狄占据、却曾孕育了周文明的丰饶之地——关中平原。

一、先祖的召唤：汧渭之会的战略抉择

文公此行的目的地非常明确：汧水与渭水的交汇处（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附近）。这里，承载着秦人一段光荣的记忆。他对手下人说：当年，周孝王就是在这里附近封赏我们的祖先非子为”秦嬴”，后来我们才得以成为诸侯。

这句话意味深长。文公不仅是在追忆祖先荣光，更是在宣示秦人对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权。汧渭之会，既是周王室最早册封秦人的地方，也是连接陇山东西的战略要冲。控制这里，就等于打开了东进关中的大门。

经过仔细勘察，文公发现这里地势险要，水草丰美，确实是立基的理想之地。

这个决定看似简单，实则是秦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。它标志着秦人不再满足于偏安西垂，而是要重返周人故地，在关中平原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二、立国根基：从西垂到关中的战略转移

营建新都城的工程很快展开。与西垂的险峻山地不同，汧渭之会地处渭河平原西端，土地肥沃，交通便利。文公清楚地认识到，秦国要强大，必须拥有更广阔的农耕基地和更发达的水陆交通。

在新都城营建过程中，文公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：

这些举措表明，秦国正在从一个边陲军事集团向真正的国家政权转变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”初有史以纪事”，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开端，更意味着秦国开始注重自身历史的书写和传承，是国家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。

三、东进序曲：收复岐西之地的军事行动

定都汧渭之会后，文公并没有急于求成。他耐心地经营了十二年，直到时机成熟。文公十六年（公元前750年），他亲自率军讨伐西戎。

这场战役意义重大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”文公以兵伐戎，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，地至岐。”此战不仅击败了戎人，更重要的是收复了周人故地，接收了残留的周朝遗民。

文公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。他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王室，虽然此时周王室已经无力实际控制这些地区，但这个姿态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。而对”周余民”的接收和安抚，则为秦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，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的发展。

四、定都雍城：承前启后的战略抉择

文公之后，秦国的都城又经历了几次变迁。宁公二年（公元前714年），将都城迁至平阳（今陕西宝鸡东）。这次东移更深入关中平原，显示出秦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。

然而，真正的定鼎之作是在德公元年（公元前677年），”初居雍城大郑宫”。雍城（今陕西凤翔南）地处渭北平原，土地肥沃，水源充足，四周有天然屏障，是建都的理想之地。

德公在雍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，”卜居雍”的决策经过慎重考虑。从此，雍城成为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，历时近三百年。在这里，秦国建立了完整的都城制度：

五、东进战略的初步实现

定都雍城后，秦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。德公时期，”梁伯、芮伯来朝见”，显示秦国已经开始获得周边诸侯的认可。更值得关注的是”后子孙饮马于河”的记载——这个预言式的记载，预示着秦国将来要饮马黄河，称霸中原。

这个预言在穆公时期开始变为现实。秦穆公任用百里奚、蹇叔等贤臣，推行富国强兵之策，”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。秦国不仅巩固了在关中的统治，还将势力扩展到河西地区，真正实现了”饮马于河”的宏愿。

六、东迁的历史意义

秦国的这次东迁定都，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都城迁移，更是决定秦国命运的战略转折：

正是这次东迁，使秦国从一个边陲小邦，逐渐发展成为能够问鼎中原的强国。汧渭之会的初步立足，雍城的长期经营，为后来孝公迁都咸阳、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当秦文公站在汧渭交汇处，决定在此建城时，他可能不会想到，这个决定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帝国之路。从西垂到汧渭，从汧渭到雍城，从雍城到咸阳，秦人的每一次东迁，都是向历史舞台中心的迈进。而这一切，都始于文公那次看似平常的”东猎”——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战略转移。

58、东迁寻发展，定都渭水畔